14/消费降级的乐趣
作者:飞砖书生      更新:2018-12-18 16:40      字数:3849
  文/杨森

  之前说过,她2有恋厨癖,严令我们三个若无意外不许下厨。

  她2对于厨房的瘾我不知道如何表述,反正是给个毛巾被都能乐于在厨房睡觉的那种人,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来买了各种材质各种风情的锅碗瓢盆,无论是原始的蒜捣子(我不知道那东西学名叫啥……)还是现代化的日本电锅,我是不太敢路过厨房的,我怕装满双立人的橱柜某天塌掉。厨房对于她就是就是国土,就是信仰,就是天堂。老公可以分享,厨房绝对不行。如果厨房自己出轨了,千万不要被她抓到,否则“被出轨”的那个我们仨中的谁晚上都会没饭吃。

  然而,就是这样的她2,某天起义说不想继续给我们烹饪玉食了。

  其实她的这个决定是被我启发的,而我的言论是被胖子启发的,某天胖子说:过年真没意思啊,跟过礼拜天一样。

  我说,你知道为啥吗。

  胖子说,因为现在的年没有年味。

  我说了句很唐僧的话:年其实本身没有变,是施主的心变了,所谓相由心生,你感知到的世界不过是客观存在在施主心中的投影,并不是世界本身。

  于是胖子差点坐死我。

  我说,我们小时候的年是怎么过的,你可以回忆一下。

  然后,四个八零后集体陷入了回忆。

  我所感慨的年味,仅限八九十年代。那时候物质匮乏,别说是我们小孩子,即便成年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有限的,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沈阳城,一辈子没出过辽宁省,一辈子没见过天安门,一辈子不知道南方跟北方除了一个热一个冷之外有什么区别。尤其是八十年代,那时候记得很清楚,全家都羡慕两个人,一个是我爷爷,一个是我爸爸,他们是大国企,而且是领导,每年都有两三次出差的机会,可以见世面、买土产、甚至坐飞机。而那时候去外地是需要单位开介绍信盖公章的,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坐火车。

  我爷爷说,他记忆中从沈阳到哈尔滨,坐火车需要四天四夜。

  就是那样一个普遍没见过世面的年代里,一个好吃的、好玩的,会让人们兴奋很久,那种精神刺激是无法比拟的。

  尤其在过年,作为单位的副厂长,从过小年一直到正月十五,家里的来客络绎不绝,都是来跟爷爷和爸爸联络感情的,而访客们都不会空手,甚至是满载而来,且互相都是同事,事先大概会打听好彼此送什么东西,还能送得不重样;且为了保证尽量不和其他同事撞上,他们登门的时间也会拉开。

  于是每逢过年,不仅是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同龄孩子能频繁聚首的时刻,也是我们深度体验年味的时刻。爷爷家房子大,有我们单独一个房间作为大人禁入的小基地,但我们几个可谓是留着一半的心,一边玩耍自己的,一边侧耳倾听门铃。每逢有人到访,我们五个就会神经病一样放下手中的活计掀开门缝,看来客拎了多少东西、拎的是什么东西、是怎样没见过的东西。如果真是外观上无以判别的神秘之物,还要聚在一起研究讨论推测那是个啥。

  等访客走了,我们五个会从小房间里一涌而出,扑到爷爷那边去给他的礼物们做“安检“,不必说,好吃好玩的全部洗劫一空,搬到我们的小基地去享用,然后再静心聆听下一次门铃响起……

  过年不光是我们五个孩子的兴奋期,更是大人们不亦乐乎的时候。奶奶的女儿多,儿子也不少,妯娌们凑在一起,打扫卫生、忙于采买、制作年食,分门别类。大姑和大嫂子(我妈)掌钱,负责从我奶奶那里提款上街,这对于孩子们也是热衷的事。八十年代,没有超市,没有便利店,即便是所谓的“小卖部”都极少。沈阳的大商业街,大人们是不敢带我们去的,人多怕挤丢,带着我们也没法好好买东西。大件通常在过年之前就采购完毕,日常的就是临时发现什么没有了去填补一下。

  我长大的地方在城市边缘,绝不繁华,能采买年货吃食的地方有两个,一个叫“西副食”商店,一个叫“砂轮厂第一供销社”。我对“西副食”的印象不是很好,因为海产比较多,气味极差。但好像大人们很喜欢那气氛,摩肩接踵的不说,满地是水,遍地瓜果,是高档食品采购中心,我两个弟弟比较喜欢那地方,可以玩玩螃蟹、捅咕捅咕虾。

  “供销社”是个特殊时期的产物,相当于商店,里面的陈设比较日常,针头线脑、米面粮油,相对于大人更爱带我们去。要说我记忆好不是盖的,我至今仍记得,供销社进去之后,左手边都是生肉摊子,血腥十足,老人和家庭妇女们买肉,是一丝一条都不能少的,偌大一扇猪肉,翻来捡去毫不退缩;大门进去右手边第一个摊位是打豆油的,一个比我还高的油桶,上面有个神奇的压力装置,要多少油跟打油的说,他会把一个类似砝码的金属卡子卡到压力泵杆对应的位置上,一杆子压下去,肯定是毫厘不差的容量。

  打油的旁边是卖松花蛋的,那是我比较恐惧的东西,我不知道那个被称为蛋的玩意儿为啥浑身长满稻壳,还散发着简直不是食物的臭气,但我爷爷极爱,他每每吃完松花蛋我都拒绝和他亲近。

  挨着卖松花蛋的就是买菜的摊位,几条并排的水泥预制板后面站着几个神气活现的老太太,个个都认识我这个“李副厂长的大孙子”,碍于此,我奶奶买菜总会得个仨瓜俩枣的便宜,美其名曰“给孩子的”。供销社的里菜是国营的,比外面农贸自由市场的有品质而且价格更优惠那么一点点,所以主妇们跟优先购买供销社里的菜。

  我最喜欢观赏的,是大门正对面那一面墙下的玻璃柜台。柜台里面都是日杂,锅碗瓢盆、头绳皮筋、笔本纸张,分门别类,是孩子们长见识拓眼界的重要场所,也是成年人撩妹的重要场所——每个门类柜台后面都会站着一个售货员,售货员在当时是社会首推“八大员”行业之一,尤其是国营商店里的售货员,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子女谁都进得去的,做了供销社售货员的女孩,找对象都十分容易,故而傲娇的心态使售货员普遍服务态度很差。

  有件事我是有印象的,也被家人传颂无数次了:有一次我奶奶带着我去供销社买东西,也许是老人家的需求比较琐碎,售货员又是新来的,又不知道我奶奶的背景,就给了两句难听的。我当时据说只有五岁,火一下就上来了,从对面摊位上拖了一条鱼就往柜台里扔,还对那姑娘大骂“我X你妈”。那小姑娘当即就被旁人劝住了,说这是砂轮厂的供销社,这小孩的爷爷是砂轮厂的二把手!

  那姑娘后来如何不详,但全家却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,研讨这孩子突然会骂人的问题,挨个审问到底是谁教的。

  于是,我无意中做了一次小恶霸。

  虽然偶有不快,但过年缠着大人们去商店、菜市场,跟厂子里认识的人打招呼扯闲篇,也是重头戏之一了,即便作为纯围观者的孩子们也是不小的乐趣。

  而且,每天都有不同逛街的乐趣。

  那时候,女人们是很守规矩且敏感的,从小年开始,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、不同的忙法: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切块肉;二十七,杀只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……

  我怀疑,这套东西这么押韵,完全是过去的人“时间管理”的一种方式,把本来繁杂不堪的年事通过韵脚分解开来,不至于乱了章法手忙脚乱,同时还朗朗上口便于记忆。

  而这样的章法习俗,同时也带动了经济。

  说也有趣,过年每天主题不同,街市上卖的也不同。譬如卖糖瓜的会在二十三这一天呈爆发式出现,而二十一、二十二两天就几乎没有;卖活鸡的老农也会在二十七这天占领所有街头巷尾,而二十六那天就不见“预售”的,像极了而今电商首页的“超级品类日”,但绝不像电商那么不要脸,从九月末就开始预热什么双十一了。

  于是,孩子们是跟随大人上街扫货还是留在家中洗劫爷爷,也成了莫大的烦恼和甜蜜的负担。

  我对胖子说:对比现在,知道过年为啥没意思了吧,因为只要你愿意,每天都可以过年,而且动动手指什么都送上门来了,毫无烦恼,也毫无悬念。

  胖子也说,是啊,回想起来,我的童年也是超有味道的,别的不说,举一个例子:爷爷那一辈人都是开中药房的,而且是位于王府井大街第一家、只面对洋人的高端大药房,所以生活条件相对优越。那时候北京就有八喜,异常奢华的生活标志啊,但爷爷总会路过的时候毫不吝啬地给我买,要吃几个就给几个。但我也很节制,不是每次都会去大快朵颐,这种节制来源于虚荣——如果卖八喜的那里围着的孩子少我就不吃了,如果围着很多孩子,那我必须吃一个甚至是两个,在别人的围观注视下,冰激凌总是出奇地好吃。那乐趣现在找不到了。

  她1和她2都说,你这是无耻好吧,这叫什么乐趣。

  一番追忆过后,她2毅然决然地做了个决定:如果你们没有意见,以后我们家立个规矩,就是不到过年过节绝不吃饺子。

  我们都双手双脚赞成。

  我说,不该仅限于饺子,很多事件我们都可以严格延续古训,譬如过生日那天不吃海鲜也不吃什么鲜奶水果蛋糕,一碗轻奢版长寿面了事。倒不是为了传承,只是为了再活一次,尽可能地反时代体验一下按规矩操作的乐趣,作为追忆,也作为“节流战役”的延展升级。

  她1她2表现得敲锣打鼓。

  胖子颇担忧地说:省嘴我没意见,反正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吃腻了,但我如果瘦了你们还喜欢我吗。

  她2抢着说你放心,她1已经给她普及过了:海绵体不是脂肪,绝不会因为减脂而变瘦。

  我们几个笑得死去活来。

  那晚,她1问我,为啥会出现这么和谐一致要精简过日子的局面呢。

  我说,就是好日子过到头了,世事都是轮回、是阴阳、是呼吸,肉吃撑了都想青菜豆腐。人以群分,我们几个都是善于节制欲望的,这多好啊,有多少人都是任由自己欲望膨胀,毫不设上限。《周恩来是四个昼夜》那部剧里,一个老乡说得在理:过去饿死好多人,日子好起来之后,人就开始作,雪白的白馒头咬了一口就喂狗了,大方至极,可没几年又挨饿了,这绝非天灾,就是人祸。

  即便是今天,我们四个已不在同一屋檐下,我个人仍然保持着“不过年绝不吃饺子”的自觉,不是故意哭穷,也不是因为超市速冻饺子不好吃,仅仅就是觉得过去的可贵,暂时还不忍心完全远离。

  再就是用今天的话说,这种刻意而主动的“消费降级”,也是为了在物质已然丰富到无法给我们提供新刺激的今天,再保留一点生活的奔头,和乐趣。